“在公司整体治理状况不好的时候，中外雇员都有无能为力的感叹，认为身在分公司能做的事很有限，改变不了大局。在这种时候，外籍雇员的低落士气往往导致中国雇员更低落的士气，甚至只剩下了唉声叹气。中国雇员应该看到，其实在分公司有许多事可以做，外籍雇员不做，中国雇员就更应该做，因为这是中国雇员创造业绩、发挥领导力的好机会。
克服随大流的习惯是需要一点勇气的，那毕竟是与多数人的行为相悖的事。我们通常都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事，但我们还要有勇气和责任感在别人都不做甚至都反对的时候坚持做正确的事。”
引用
为什么软件书籍翻译得这么差？
“翻译之为业，业内与业外理解有很大差距。在一般人，特别是不懂外文的人看来，只要懂外文（不论程度如何）的中国人，拿着字典就能对付。惟内行知其艰苦，知道对一名合格的译者要求有多高—-需要精通本国和对方的语言，熟悉所译的专题，跟上原作者的思维和广博的知识，等等。在这一切之上，还要有高度责任感和敬业精神，不做唬老百姓之事。但是这里有一个悖论，具备这样条件的人往往更愿意自己从事研究著述，而不翻译他人的著作，因为在多数情况下，这毕竟是为人作嫁。前辈大师如严复、鲁迅、巴金等从事翻译是抱着“偷天火”的精神，以此为“治愚”（严复语）的启蒙工作。他们创作和翻译两不误，都可以传世。还有一种情况是翻译本身就是专业研究，如傅雷译巴尔扎克及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其译文也成为经典。继承这一传统，随后的一批外国文学专业研究者，其翻译著作也是研究的一部分，并蔚然成家，尤以法国文学令人瞩目。此类文学翻译之成就可以使我国不懂外文的学者从事外国文学研究专业，以至于相当一段时期许多大学的这个专业设在中文系下。尽管我本人对此一直持保留意见，但外国文学译著之规模可见一斑。然而，现在我要说的，是一个很特殊的颇具讽刺意义的现象：改革开放后，学术研究的繁荣与翻译著作的总体质量，居然形成了反比。这是我国1949年以来特有的现象。”